孟子将孔子的仁学发展为“仁政”之说，提出了贵民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孟子的政治思想，大都是围绕“民为贵”这个原则提出的。他非常重视人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把“制民之产”作为推行仁政的根本途径，主张给民以足够维护其生活的“恒产”。他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因为民有了“恒产”，才会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稳定繁荣。于是，他提出了“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设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孟子肯定了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要求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孟子贵民思想的进步意义在于他较早地提出了圣人和普通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观点。他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公孙丑上》）“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尧舜与人同类耳。”（《离娄下》）他认为，圣人、王、民都是一类。人之所以同类，就在于都有其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就是性善。尧舜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是人类本性的最突出的代表。而人的本性是一样的，“舜，人也；我，亦人也。”（同上）这就构成了普通人走向尧舜的桥梁，只要通过修行和反性，“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这种观点，论证了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社会地位。
孟子还认为，君臣是一种互补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以彼此相互尊重为前提。他主张君主要尊重臣的人格，“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他既反对君主“姑舍汝所学而从我”，又反对臣对君主的阿谀奉承，认为一味顺从就是“妾妇之道”，而“长君之过其罪小，逢君之过其罪大。”（《告子下》）所以，臣对于君主的过失要以进谏为己任，根据道义原则去“格君心之非”，“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离娄上》）同时，孟子主张君主向臣学习求教，以贤能之士为师，“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公孙丑下》）
孟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人民的力量，看到了人民的作用。他的“民为贵”思想对后世具有启迪作用。
